在凝聚态物理学发展历程中，朗道—金兹堡相变理论奠定了人们对物质形态和有序相及其相变的认识基础，在结合了威尔逊重正化群理论后，形成了朗道—金兹堡—威尔逊范式，并成为整个现代物理学宏伟大厦的重要基石。然而，在复杂电子多体系统的实验研究中，以量子霍尔效应、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和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实验发现为代表，涌现了众多超越朗道—金兹堡—威尔逊范式的新奇量子物态，掀开了凝聚态物理学的新篇章。文章从量子霍尔效应出发，介绍了二维电子体系中的几种典型拓扑量子物态。之后，重点介绍二维强关联电子多体系统中的内禀拓扑有序态。围绕Kitaev提出的二维Toric Code量子自旋模型，详细论证了该模型的基态为具有Z2内禀拓扑序的量子自旋液体，讨论了其基态的拓扑简并、低能任意子激发，以及相关的拓扑量子相变。同时，简要介绍了内禀拓扑有序态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可能的未来发展方向。

杨振宁先生出生于1922年10月1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场论、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做出了13项非凡的开拓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为宇宙中基本作用力和自然规律提供了解释；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被誉为“自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出类拔萃的设计师”，对数学领域新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今世界，诺贝尔奖是公认的科学(不包括数学)界的顶尖奖项。当然诺贝尔奖也有遗珠之憾。没得到诺贝尔奖，不一定意味着水平不够或贡献不大。另一方面，得了诺贝尔奖的工作，也不一定就是得奖者最好的工作。这样的科学家凤毛麟角，极为罕见。在物理学领域除了爱因斯坦，似乎只有杨振宁先生了。

1999年5月22日，在杨振宁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学术讨论会的晚宴上，曾与杨振宁共事多年的著名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教授作了题为《保守的革命者》的演讲，杨振玉、范世藩夫妇曾将其译成中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8月号。2021年9月转载于“赛先生”微信公众号。鉴于该文的重要价值，经译者授权，本刊再次发表(个别文字稍作修改)。

杨振宁先生一系列物理文章几乎就是20世纪下半期理论物理的发展史，考虑到对物理发展的影响，可以用“伟大”二字形容。

2015年12月笔者受杨振宁先生邀请，曾有幸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作过一次讲座。期间与杨先生有过两次长谈。期后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双方觉得有再次就一些问题做些深度交流的必要。2016年5月6日上午，笔者再次拜访杨先生，并就有些问题向他请教、求证。这部分对话录音是比较清晰的，但文字整理出来后一直未刊出。今逢杨先生百岁华诞，谨以此文奉献给读者，当有助于全面深入了解杨振宁先生的内心世界。

作为生命活动的基本单元，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功能与分子结构和动力学密切相关。X射线衍射和电子显微技术能够确定原子分辨率的分子结构，但是分子在“工作”期间的结构演化还需要大量的方法研究。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XFEL)因其特有的超高亮度飞秒脉冲，成为捕捉动力学过程中分子结构变化的利器。文章介绍了基于XFEL的“泵浦—探测”时间分辨实验方法，通过捕捉蛋白质分子被激发之后特定时刻的结构，拍摄高分辨的分子电影，展现分子在实现功能过程中的精细动力学，为准确理解分子机理奠定了基础。

不知是否是科学史的偶然，GH与VRH两套出发点迥异的导电理论，竟然推导出了相同的数学函数，隐含的教训应是：凝聚态物理学家尚力有未逮，犹未能完全揭开物质微结构及无序体系中电子关联的奥秘。因此，GH和ES两个理论的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对垒，也就难以解套，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定于一尊，偃旗息鼓的迹象。然而，物理科学毕竟不是数学，物理理论是否成立，必须立基于该模型的预测是否能够确切解释真实的世界和测量到的物质特性。近年来，颗粒膜的制作技术日益精进，金属颗粒的大小，直径的均匀度，甚至颗粒之间的距离等，都可以更加准确地调控。或许，在对金属颗粒的充电能和颗粒之间的隧穿机率等物理量，都能够更清晰明确地了解的情况下，就有机会对GH和ES理论，进行更定量与更全面性的检验了。